周望：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 热点6财政与个人收入并非此消彼长当前，社会上对财政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关系存在一些误解。

但我以为后说固然精辟，前说则嫌简单。实际上尺蠖效应不仅影响着公共服务，也严重影响了生产私人物品的市场体制。

而后者授予这种权力的惟一目的就是让前者为后者负责，提供后者要求的公共服务。去年的郎顾之争，今年以顾雏军被捕而告一段落，但实际上问题远未解决。如果购物，物价中也含有消费税。一般来讲，宪政条件下往往出现自由放任小政府与福利国家大政府的往复运动，前者有利于通过竞争改进效率，促进投资增加就业，但难免贫富分化。如前所述，分税制本身体现的就是财政中央集权的思路，以征收权力上敛、服务责任下卸为原则。

其实，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在改革以前也一直存在，而今天人们痛心疾首的乡村医疗与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危机恰恰是在追求大政府、强调财政集权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才迅速恶化的。然而要知道，如今的税费改革免除的只是身份性的农业税（实际上是农民税，即不管种不种地、收入多少，只要是农民身份就都要交的税），并没有免除农民的公民义务，包括经济上的义务：农民如果有高收入，也与城里人一样要交所得税。其次，也会有资金流动的影响，因为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投资，资金来自于发达国家，同时也有一些短期资金流动。

要想从扭曲的状况中成功退出，既需要清楚地了解最优状态为何，也需要清楚地了解如何才能务实的走向这种状态。如我前面所说，短期解决方案有两种，增加资本金或帮债务国还债，这些都必须拿出政治决心来做。这种政府作用，在现阶段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如何界定?林毅夫：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在全球化经济当中，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更重要。同时，基础设施投资不管是对劳动力，还是资本品的需求都会增加，有很多资本品是发达国家生产的，而产能过剩主要都是在发达国家，如果增加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投资，对发达国家的资本品的需求就会多。

《财经》：由此看来，产业升级也犹如双刃剑，它既可能帮助一个国家强化其国家实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但也可能造成失业率的居高不下，或由此带来的新的产能过剩。《财经》：听起来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协调、辅助、或提供服务的职能，但转变政府职能，即你所提出的退出扭曲战略在中国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好像一直在强调投资?林毅夫：中国的投资已经很多，最近大家都在强调消费，而对此问题，我持不同看法。

要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难题，应着力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因为能够给中小企业、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只能是地区性中小银行。因此，在你看来，在讨论政府角色时，除了如何设计政策以促进产业升级以外，另一关键问题是，如何从现有的政府扭曲行为中退出，同时政府与市场协调配置资源，尤其是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应该承担的职能。(张燕冬 丘昭琪)《财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当初成本低、人口红利等优势正在减弱，并已转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或技术的创新或吸收已成为比较优势变化的一个较为明显的阶段?林毅夫：对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进入到高中等收入国家来讲，肯定有些产业已经到了世界技术前沿，原因是发达国家已经退出，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已经不存在了。只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让实际经济增长达到8%至10%。

况且，发展中国家常面临复杂的扭曲状况，经常是一种不当的干预引起了另一种新的扭曲政策，而这新的扭曲政策又引起进一步的干预政策，如此往复。《财经》：希腊问题就是明证，据说7500亿欧元可以解决希腊问题，但大家都拖着，尽管美国和欧洲允许给银行提供无限流动性，欧洲央行也不断买入证券以致保持低利率得以融资，IMF也撤回希腊，然而根深蒂固还是德国的问题，对于救希腊没有信心或认为凭什么救，最终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由于结构主义所主张的以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失败，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转而以华盛顿共识为主流，强调政府失灵，片面侧重市场的作用，并且忽视了对结构及其变迁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在信息成本与交通成本大量降低的状况之下，全球的生产布局更应按照比较优势来安排，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利用它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就降到最低。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常重要。以目前来看，设立的地区性中小银行，门槛特别低，但是现有政策安排不太合理，必须找现有的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而现有的银行实际上不会有兴趣去做战略投资者。

理论上来讲都有办法，但能否推行，则必须面对现实的政治条件，牵涉到政府、政治，以及政治人物的领导力问题。1929年大萧条另外一个教训，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好像把就业留在国内，但另外一个国家出口减少，失业增加，经济恶化，将导致他对你的出口的需求也减少，你虽然减少了进口，但同时也减少了出口，结果大家都是失业增加。

短期来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增加欧洲银行资本金，以此提高它们承受债务违约的能力;二是帮助一些主权债务国埋单，给它们各种金融支持，但这两种方式都是短期措施，都在买时间。以目前情况来看，民间并不缺资金，而是缺乏投资信心。三是在每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所以，并不能因此就说积极财政政策，给生产方式转变带来更大困难，是一种经济结构倒退，我不这样看。中国外贸顺差大，大家强调内需。作为中国比较优势战略的提出者，在这一经济理论和政策旷日持久争议的问题上，你似乎区别于你的母校芝加哥流派，而部分欣赏刘易斯的话，即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做得太多，也可能是由于他们做得太少。

他选择以新结构经济学(NewStructuralEconomics)进行新的学术概括和思想梳理，这其中贯穿了他早年师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等前辈思想而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更加入他对现阶段趋于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动态性思考。这种以大银行为主的格局导致多数资金由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支配，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

如债务危机后拉美国家未能提供足够的硬性基础设置;一些政府在产业升级、信息搜集与共享、与外企共同拓展商机等方面的支持不够，也属于这种情况。《财经》：这使我们想起你在2002年《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文章中所强调的后发优势之概念，与当初不同，你现在提出的比较优势则是中国已兼具某些领域必须自主创新而其他更多领域仍具吸收之功能，并提出比例的动态性。

当然，目前有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问题，确实应该关注，因为前一段采用的是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货币发行多了，就会带来通胀与资产泡沫的危险，两者都是必须高度警惕的问题。所以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主要还是互补，因为发展阶段不一样

所以要避免陷入中等国家陷阱，就必须让产业技术不断创新，而其根本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前面讲的四个关系。况且，发展中国家常面临复杂的扭曲状况，经常是一种不当的干预引起了另一种新的扭曲政策，而这新的扭曲政策又引起进一步的干预政策，如此往复。克鲁格曼认为，若不采取财政刺激，失业马上增加。但是在方法论上则不同，刘易斯讲的是二元经济结构，他是结构主义的分析方式，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是新古典的分析方法，仍然属于芝加哥学派或是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

但芝加哥学派主要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现象，刘易斯本人来自发展中国家，他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我研究的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因为研究对象是一样的，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相同的，所以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相近。遵循主流发展思潮或是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来制定经济管理政策，可能导致的失败有时源于政府并未尽责，或没有为持续的工业化进程提供必要支持。

他强调，要寻求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政策，把政府刺激作为一种有效投资，即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或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空间。从这点来看，我是继承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用理性的观点来分析，但理论应该能够预测现象，解释现象，如果不能解释现象及预测现象的发展，这个理论就应该抛弃，这是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

针对现阶段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性特征，林毅夫表示审慎乐观。《财经》：你的观点确实与国内许多经济学家不同，并认为4万亿元投资对民营经济有好处。

但在市场机制以外，政府还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的多样化和升级。早在上世纪90年代你就提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最好的方式还是超越它，就是提高生产力的投资，即提高生产力及经济成长，使财政税收增加，加强还债能力。政府在长期经济发展当中，对一个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政府可以在反周期时候，对基础设施进行改善，短期创造需求与就业，长期提高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但在常人看来，任何理论的出现或主流思潮的产生都与其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方法有关。大家知道，金融危机始于金融部门，后波及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的问题又反过来影响金融及财政。

要想从扭曲的状况中成功退出，既需要清楚地了解最优状态为何，也需要清楚地了解如何才能务实的走向这种状态。我觉得，如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比较大的可能还是在于基础设施，因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升级有一定空间，但是完全依靠产业升级的话，在现有可贸易部门的产业就会增加竞争，而在不可贸易部门，就没有这个问题。

中国外贸顺差大，大家强调内需。他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既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应追随华盛顿共识，而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即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